关于古韵新韵问题的思考

班得瑞

关于古韵与新韵的问题思考

程宝庆

所谓古韵，是指清代以前古人所编修的韵书；所谓新韵，是指民国以来今人所编修的韵书。

据文献记载,史上最早的韵书,是三国时魏国人李登所著的《声类》，可惜这本韵书久已失传。

史上有据可考的最早的韵书是《切韵》，该书成书于隋文帝仁寿元年（公元601年），是由由陆法言执笔，刘臻、颜之推、卢思道、李若、萧该、辛德源、薛道衡、魏彦渊等当时著名学者共同编写完成的。

此后唐代的《唐韵》，北宋的《广韵》、《集韵》、《礼部韵略》，南宋的《增修互注礼部韵略》、《壬子新刊礼部韵略》（平水韵），元代的《韵府群玉》，清代的《佩文韵府》等，都是在《切韵》基础上修订完成的，所以此类韵书又被称之为“《切韵》体系的韵书”。

古韵书中不属于切韵体系的韵书主要有元代周德清编著的《中原音韵》，明代编修的《洪武正韵》。这两本韵书没有采用《切韵》的语音体系，其中《中原音韵》以当时的“中原之音”为基础语音。而《洪武正韵》是以“中原雅音”为基础语音。

需要强调的是，《中原音韵》作为曲韵，虽然在诗词界不太受重视，但在音韵学界、在韵书发展史上却是划时代的、里程碑似巨著。

目前在诗词界通行的韵书主要是平水韵和《词林正韵》，清代编写的《佩文诗韵》是一部标准的平水韵韵书。

笔者以普通话为基础语音，以《佩文诗韵》为样本做过研究，《佩文诗韵》共收字9176个，其中4617个字（含入声字1569个）不能谐韵，不谐韵率达50.32% 。究其原因，主要有二：

一是《切韵》是一部综合语音系统的韵书，就是说《切韵》并非以当时的官话作为基础语音。陆法言在《切韵》序言中说：“因论南北是非，古今通塞......萧颜多所决定”。就是说《切韵》既包含古音、今音，又包含方音，是萧该、颜之推等大家强行规定的。

由此，可以推测《切韵》从成书之时就存在谐韵不佳的问题。

二是时代久远，语音流变。《切韵》成书距今1415年，其间改朝换代，人民迁徙，导致汉语语音的改变。

此外，古韵分韵苛细、缺乏规律和难于把握的弊病也令使用者头痛抓狂。

既然历朝历代几乎都会重修韵书，既然古韵如此不堪使用，建立新韵体系就成为了一种必然。

自民国至今新韵韵书版本估计不下于百种。最早出现的新韵韵书，是赵元任先生1922年编写的《国音新韵》；民国时影响力最大、最权威的韵书是黎锦熙先生编写，1941年民国教育部颁布的《中华新韵》（18韵）。

新中国建立后，196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《诗韵新编》即是黎版《中华新韵》的翻版。2005年中华诗词学会推荐的《中华新韵》（14韵），实际上与黎版《中华新韵》没有什么关系。

新韵书汗牛充栋，但没有一本得到诗词界广泛认同。为什么？

首先当然是韵书编写的质量达不到诗词界的要求；

其次是缺乏官方的权威推广，古代韵书都是皇帝诏令施行的，民国也是教育部颁布的。

其三是缺乏分韵的标准。没有标准，无论是非。新韵之所以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，就是因为没有标准。

在笔者看来，编写新韵首先要解决分韵标准问题。分韵标准解决了，现代汉语应该分多少韵部？某字应该分到哪个韵部等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。

古人关于分韵的标准，开始是经验法，即凭感觉、凭共识。到了宋元以后，古人开始采用等韵图分析韵母的发音差异、声调渐关系。

《康熙字典》《明显四声等韵图》的说明：“夫等韵者、梵语悉昙。”悉昙是印度人识字用的拼音表，其方法就是将梵文的元音逐个轮流与辅音相拼而制成的音节表。中国古代文人根据这个方法对韵书加以分析，并仿照悉昙的模式绘制成了汉语的音节表，这就是等韵图。

等韵图虽然是原始的汉语拼音方法，却是一种科学的方法。

时下有学者主张用数学统计的方法对韵部加以分类，其实这也是一种经验的方法。

真正科学的方法应该是从韵母的结构入手，对韵母的韵头、韵腹（主元音）、韵尾进行音素分析，看决定韵母之间谐韵关系的音素究竟是韵头、韵腹、还是韵尾？笔者将这个方法叫做“韵母结构音素分析法”。

经过研究笔者发现：韵腹（主元音）与韵尾相同的韵母之间，具有完美的谐音关系；韵腹（主元音）相同，但韵尾不同的韵母之间也具有谐音关系，但谐音效果略差；韵腹（主元音）与韵尾均不相同的韵母之间没有谐音关系。

王力先生在2003年出版的《汉语音韵》中指出：“不同韵头的字，只要主元音和韵尾相同（如果有韵尾的话），就算是韵部相同，可以互相押韵了”（见王力《汉语音韵》中华书局2003年出版，第22页）。

为了以上结论笔者耗费了10多年时间。正当笔者准备为自己有所发现、有所创造而沾沾自喜时却发现，王力先生在我之前已经断言：“不同韵头的字，只要主元音和韵尾相同（如果有韵尾的话），就算是韵部相同，可以互相押韵了”（见王力《汉语音韵》中华书局2003年出版，第22页）。

前人太伟大，晚辈好无奈！

北郊村人程宝庆于识韵斋

2016/12/18